《经说上》进一步解释说：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
夷狄在与中原的长期交往中，目睹中原风俗美、人伦厚、文化典雅，皆生仰慕之心，故不仅拒绝以夷变夏，而且主动追随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自觉完成文化上的蜕变。六经既然皆史，则古代中国何来的经？既然六经非经，则孔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凭空造出来的神。
治国理政，采用某种思想为主导，此为普遍现象，无可厚非。儒家经典能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欢迎，成为不断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主要原因如下。孔子所传六艺之学，始终是举国折中的标准，天子王侯，概莫能外，社会基础最为深厚。此布局，已烙上章氏尊经的鲜明印记。经学蕴含常道中国学者多经史兼治，两者关系密切，但不相杂越。
章氏考镜源流，辨析六艺称经的过程，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章氏慨叹：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不过普遍利益也不可能是一律等量的,还有对谁更有利的问题,这就是阶级问题了。
80年代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史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对阶级分析法往往采取了避而不谈、虚搁悬置的态度。刘泽华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疑古过甚的风头已过。在前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一度比较兴盛,出版了多部专著,如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3)、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1932)、李麦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1933)、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1932—1935)及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等。他们指出,除了研究民本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各个重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民本思想之外,还要研究民本思想与大众政治意识及社会政治批判,民本思想与君主规范和治民方略,民本思想与传统政治哲学,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及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与政治功能。
会后南开历史系的老师们又继续对地主阶级进行了一些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刘泽华和冯尔康主编的论文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版这样的论文集。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论在具体的观点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刘先生既有突破,又有坚守,他接续了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
其实,政治思想史和一般的思想史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其政治性,刘泽华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尽量做到了这一点。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就有秦始皇的帝王专制思想、汉武帝的杂霸政治术、君权的合法性理论(如君权合法性与天、圣、道、王的相通;君主称谓与帝王权威的垄断性等)、西汉后期的政治调整思潮、北魏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隋唐宋元明清卷中有隋唐诸帝成熟完善的君道论,宋初诸帝改革体制与强化集权的政治思想,辽、西夏、金的统治思想,耶律楚材的治国思想,明代统治者强化集权、专制的政治思想,清代前期诸帝维护绝对君权的政治思想等。从学术逻辑来讲,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布劳和邓肯的开创性研究,社会分层理论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中观社会学的研究概念、命题和方法,而阶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思辨的社会哲学层面,在实证研究占主流的社会学中不受欢迎自然是不问可知的了。因此,为了进一步证成王权主义理论,刘泽华及其学术团队都特别重视民本思想的研究与评价,研究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关系是准确判断民本思想与专制主义的关系的主要途径。
因此,有关君主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都属于帝王观念的范畴。一般来说,在文化上、理论上,界定臣民就是界定帝王,界定帝王就是界定臣民。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阶级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定义和理解有关。 刘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
萧著在出版后就被奉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l949年之后的台湾以及海外学界。刘泽华尽管在学术研究中经常显得桀骜不驯，但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常说在时下思潮的大变动中，我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仍信奉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仍然是最科学的。
时下对孔子的颂扬铺天盖地,就是缺少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尤其不谈他的思想对谁更有利,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他将民本思想看作是统治思想的一部分,民本与君本互为体用,在很多当代研究者来看来,这一看法好像是贬低了民本思想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解,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兴盛,也逐渐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其实,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研究领域,阶级分析法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简单来说，出于对僵化的、教条的阶级分析法的反感与厌恶,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迅速引进当代西方各种新兴理论和方法,其中尤其以韦伯的阶层分析理论最为流行。刘先生提出的应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也是后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刘先生认为，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中实行了脱帽礼，把戴在各位头上的帽子统统给摘掉了，"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加强统治思想研究是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一贯的学术方向,他不但对一些专门的问题作了具体的研究,如关于帝王观念、帝王尊号、君主名号的研究,儒家经典中的政治思维与统治思想的研究等,而且还具体地体现在三卷本和九卷本中,以此来加深政治思想史的政治性。关于其中的第三条政治与阶级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后来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一些教科书和发表的文章中有的就把它作为政治的定义,断言列宁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礼学思想史。由此可以看出,刘泽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从先秦时期开始无论是纲目的选取还是历史阶段的划分,都是尽量贴近思想本身以及中国历史发展本身。
除此之外,三卷本在秦汉以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叙述中有重点地强调了帝王观念与统治思想,这些内容是以往(包括萧著)所没有的,而这又恰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应有的内容和特点。而在三卷本的先秦卷中,刘先生对于这部分内容又有所深化和系统化。
刘泽华晚年一直呼吁在历史研究以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不能完全放弃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守之外,也与他对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逐渐走向碎片化,只研究问题、不谈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的批评与反思有关。刘泽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当时整个学术界都在拨乱反正,清理僵化、教条的理论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束缚与灾难。
君为政本与民为国本源于同一理论原点,彼此互依互证,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备、逻辑自足、理论圆融的学说体系。刘先生后来回忆说:"此时此刻开地主阶级讨论会是很扎眼的事,引起种种猜测,最突出的议论是方向有问题,有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嫌疑。叶青认为墨子代表有产阶级，庄子代表了工商业者的革命家。张分田详细阐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帝王观念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中,既没有一味鼓吹绝对君权的人,也没有步入民主范畴的人。
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这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尽管冯友兰早期将中国哲学史分作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两个阶段很有意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后来的其他学者和研究所接受,甚至冯先生自己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没有再采取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划分方式,这个划分也只有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才会被提及。比起简单的从重视上面转向重视下面,重点从一头转向另一头,刘泽华提出的互动研究更有意义,同时也更有操作性。
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早已对行为主义、政治系统等分析框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对于西周的政治思想,尤其对于《尚书》的思想不加涉及,就是明显的不足,同时也有疑古过头的嫌疑了。
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言中就指出,在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按照商代、西周、春秋、战国这样的历史顺序,同时没有给先秦诸子作阶级成分的定性,采取了模糊行事的做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史学界对先秦社会性质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刘泽华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特别重视、探究民本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关于民本思想的认定方面刘泽华及其学术团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并且在此问题上形成了对立与争议,对民本问题的认识是刘泽华整体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也是刘先生在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阴阳组合结构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他指出:统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对现存秩序的基本模式和主要法则做出合理性解释、规范性定义、操作性指导、理想性展示和永恒性论证。这些内容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传世的《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国语》等。从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刘泽华就自觉地放弃了前辈学者给思想史断代、划分阶段这种做法,而是直接以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标志性的节点(如朝代)来为研究作划分的。阶级分析法的提出是西方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
当时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对战国时期阶层与身份问题的探讨,都属于突破铁律的尝试。相较于之前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删掉了商周时期社会概况的介绍,所增加的内容特别突出了政治思想的特色。
对于这个历史现象应当给予更客观、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价。即使‘文以载道观念支配下的文学也大多把君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关切点。
统治思想 一、引言刘泽华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一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思想史在学界沉寂了三十年之后,刘泽华先生以他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对于诸子百家.他认为老子思想代表的是没落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孔子思想是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墨子思想是农民阶级的政治学说，庄子是没落封建主的政治学说，孟子、荀子思想是没落封建领主的政治学说等。